转眼之间，又到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召开的日子。历经17年，它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出版盛会，它还是世界四大国际书展之一。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每当这样的盛会来临之时，我们出版人的心中总会产生出一些喜忧参半的情绪。
其一，数字化。每一位纸质书出版人都会感受到数字化的冲击，因为在今天的版权贸易中，数字化版权的成交数量已远远超过了纸质书版权。其实，在去年的图博会上，这种现象就已显露出来，我们出版社当时输出30多本书的版权中就有十几本是数字版权。今年更为突出，有一家主打中国创造概念的海外上市公司，开口就要非独家购买我们全部产品的数字版权，尤其是关于中国概念的外文书，他们甚至愿意出资帮助我们出版。这是一件好事情，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挑战与忧虑。说到挑战，传统出版社必须向内容提供商的角色转变；至于忧虑，正是电子书对于纸质书生存空间的挤压。这些天有记者采访时问我纸质书还能活多久，我故作镇静地回答：“纸质书会一直存活下去，与电子书并存，正如电影与电视并存一样。”话是这样说，可我的内心里，还是对传统出版的前途充满了忧虑。
其二，民营化。近10年来，民营书业的崛起对出版繁荣贡献不小。即使在国际化舞台上，它们也开始崭露头角。在许多出版社的展台上都遍布着合作出版的书，而且它们往往更能吸引外国书商的眼球。去年我们出版社输出版权，合作的书就占去了2/3的份额；今年我们又为合作板块设立了专门的展台。在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民营的介入一定会在资金上、资源上以及市场化的意义上，为我们带来文化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的整体提升。反过来看，对国有出版单位而言，它依然为我们的工作带来挑战与忧虑。作为一个出版社，如果不掌握图书的版权，只掌握书号；不结识作者，只结识制作商；不建立选题策划团队，只建立资金管理团队，等等，那么它一定会走向空壳化，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怪胎。
其三，现货与旧货。所谓“现货”，它是今年文化“走出去”的一个新动向。许多出版社把一些适合向外推介的图书翻译成外文，这就为我们的国际化工作提高了一个层次。比如，我们出版社今年就会在展会上展示英文版《中国读本》（青少年版，苏叔阳著）、英文版《认识中国》（王元化、赵启正主编）等图书。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有些出版单位会把一些“旧货”不断地拿出来充数。对照一下他们近年来的参展书目，就会发现总是那么几本书在那里翻来倒去，没有什么新花样。如此做事，是为了应付差事，还是无能为力呢？
其四，深入合作与整体淡出。文化“走出去”达到一定水准的时候，许多出版商会自然地走出两条路径，一是由产品“走出去”深化为企业“走出去”，成为一个跨国企业；二是与外国出版商联姻，在产品建设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对于一般的出版社而言，后者很有可行性。比如，我们今年出版美国《国家地理》的童书《与动物面对面》，在质量与信誉上都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他们接下来不但继续把好书授权给我们出版，而且还允许我们自己编中国的《与动物面对面》，纳入他们的系列之中，用他们的商标在全世界出版。我们先期列出的书目有《与金丝猴面对面》、《与藏羚羊面对面》等。这样的工作预示着我们的文化“走出去”已经由探索阶段开始走向专业化的成熟阶段。它带来的结果一定是出版阵容的分化，一部分出版单位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行，步入商业化的成熟轨道；还有一些出版单位会逐渐落伍，直至整体淡出这个领域。这一点，我们会在一届届图博会的不断发展中，得到清晰的印证。
（作者系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海豚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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