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太平盛世，方有余力从事修史工作。

　　近二十年来，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在印刷史学术方面的研究成果，绩效辉煌，超过历朝历代的总合，无愧于发明印刷术的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

　　印刷史学权威、美籍华人钱存训博士，指出有关中华印刷史的六种名著之中，除1908年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1955年美国卡特原著译本《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之外，其余四种均为近二十年以来所出版 。钱博士在1999年7月致主要作者张树栋先生函及2004年5月出版的《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中，评论这四部印刷史著作时说：

　　“内容比较全面而详尽，各有其特点。其中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是以中文写作的第一本有系统的专书，数据丰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钱存训《中国科技史•纸和印刷》,强调中国发明的纸和印刷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及二者在文化史中的影响。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采取大印刷史观，除印书以外，更包括证券、邮票、地图、织物，以及其它工商业印刷，对近现代部分，尤为详尽，且兼及印刷教育、科研、器材、设备，为他书所不及。潘吉星《中国科技史•造纸与印刷卷》，对科技分析和少数民族的印刷，着墨较多，讨论深入。”

　　在以上四部专著之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仅有《中华印刷通史》采用“大印刷史观”来撰写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印刷科技的发展史，其它三本名著都是用传统印刷史观所撰写的中国印书史或中华民族的印刷文化史。质言之，这四部专著，归属不同的两类：一是印刷科技史，一是印刷文化史。如果按文物专史的属性看，印刷史应属科技史或工艺技术史，印书史则属印刷文化史。印刷科技史所涵盖的范围大，印刷文化史涵盖的范围小；因为印刷必然涵盖印书，印书仅是印刷的一环,不能概括所有的印刷。印刷的载体不限于纸张，印刷的产品更不限于书报刊等读物。更由于印刷科技的发展远远早于印书，所以印刷科技所涵盖的历史长，印书所涵盖的历史短。

　　简而言之，仅从印书的立场看印刷，是小印刷。若从印刷科技的立场看印刷，便是大印刷。从印书的立场看印刷史若称为“传统印刷史观”；从印刷科技的立场看印刷史，便可称为“大印刷史观”。钱存训博士说《中华印刷通史》采用“大印刷史观”，便可说明写的是印刷科技史，不是印书史。近年“大印刷观”和“大印刷史观”的提出，是发展印刷工业的一个重大转折，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突破印刷限于印书的框架，使印刷史从印书史中解放出来，还原印刷史是印刷科技史和印刷工艺史的本来面目；也促使印刷工业得到全面的快速发展。所以，从传统印刷史观转进到大印刷史观，对印刷是大利多。

　　中国自古重文轻工,印刷工艺被文人视为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自无人愿为着墨著录。而从事印刷工艺、懂印刷技术之人，又不能执笔着印刷史。如今由书史学家和印刷科技专家十余人合着的《中华印刷通史》，乃古今中外第一部印刷科技史，印刷的视野宽了、范围广了、格局大了、历史长了、内容多了，许多学者评为大创意、大手笔、大气魄、大格局、大突破、大著作、大贡献、大协作、大工程！

　　由印书史还原为印刷史，自“传统印刷史观”转进到“大印刷史观”，现已获普遍认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发展印刷工业的转折点，更为印刷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展现一片美丽的蓝天。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诸董事，为了留下这一段重要的纪录，推广“大印刷史观”的功能，特商请《中华印刷通史》的主要作者——印刷史学家张树栋先生合作，与兴才共同选编《当代中华印刷史文选》,所收论文均选自当代中国人所作之中国印刷史论述，而且限于与“大印刷史观”相关连之文章，一律按原来发表日期之先后顺序排列，使各人论点有脉络可寻，可相互印证，理出来龙去脉。

　　因本书系基金会出版，只送不卖，故先声明不致稿酬，有不同意者，只好割爱，致所选文稿或有遗珠之憾，受经费之预算所限，情非得已，敬希见谅。本书共选入二十三位热心研究中华印刷史的专家学者有关“大印刷史观”之文章五十篇，依序编印成册，为大印刷史观的转进成功，暂作一个总结,也为未来的印刷史研究，开辟一条坦途。正如钱存训博士指出的：“印刷的起源和发展，仍有一些空白，有待填补，另有许多问题有待继续钻研。”企盼本书的出版，能鼓舞更多的学者专家共同努力。

　　本书稿成，承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中国印刷史研究会会长武文祥先生惠予作序，使本书份外增光。印制费用，承旅美太空专家吴学超博士捐助。编印工作承张树栋先生鼎力主持。谨并致敬意与谢忱。

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李兴才

2006年4月于台北明德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