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兴才

兴才离开中国大陆三十九年之后，于1988年初返乡探亲。在北京，承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王益先生的安排，由丁一先生和田玉仓先生陪同，于二月十二日下午访问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工业出版社，座谈会中有幸得识张树栋先生，相互讨论了中国印刷史的问题。

拙见当时强调：我中国先贤虽然最早发明了印刷术，但至今还没有一部真正的中国印刷史。坊间出版的印刷史论著，十九出自研究图书版本学的史学家之手,大都以印书史为中心,认为开始印书的年代就是发明印刷术的年代，将印书史与印刷史混为一谈。其实，印书仅是印刷术中的一小部分工艺，印刷可以概括印书，印书则不能代表全部的印刷术。

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历代先贤的智慧结晶、长期经验的累积，逐渐综合演进发展而成的集体创作。印刷术并不是某人在某一年代突然发明的。毕升虽然发明了胶泥活字版，但他并不是印刷术的发明人，只能说是改良印刷方法最有贡献的人。因为在毕升以前，已经老早有了印刷术。同理，蔡伦也只是改良造纸方法最有贡献的人，因为在蔡伦以前，中国已经有纸。造纸，也不是蔡伦在东汉时才发明的。

中国自新石器时代的印纹陶、斑纹布，而商周的甲骨文、钟鼎文、玺印封泥，而秦代的石刻碑文、模印瓦当，而汉晋的石经、佛像与符咒雕印，都是印刷术发明的导源和历程。人类文化，乃先有图画，后有文字。印刷术的发展，也是先印图画，后印文字。后来印刷技艺成熟，图画的印刷，内容由简而繁；文字的印刷，字数由少而多，进而才有文字与图画混合印刷的印刷品出现。因此，印刷术刚刚发明的时候，绝不可能就用来印书；印书必定是在印刷技术相当成熟之后才有其可能。若谓印书始于唐初，则印刷术的发明必早于唐初无疑。所以，研究印刷史，应追根探源，绝不可自印书开始谈起。

张树栋先生对以上拙见，深有同感。张先生著作《中国印刷史（讲义）》、《中国印刷史简编》、《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都主张“站在印刷立场、从印刷角度出发”。在最近的往返函件中，张先生更大声疾呼：“让印刷史从印书史中解放出来！”兴才十分佩服，决全力支持。

《中国印刷近代史》，设编写三人小组，张树栋先生荣任组长，在第二次编写工作会议中曾作慎重决定：“印刷是工艺技术，写印刷史不能不写印刷工艺技术史。而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是与时间同步渐进的”。因此提出了《中国印刷近代史》“是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的印刷事业史”，据以拟订编写大纲。在《中国印刷近代史》编写完成之后,张先生已准备重新改编《中国印刷史简编》，相信张先生必可全部实现“让印刷史从印书史中解放出来”的主张。

张树栋先生从事印刷工业图书之著作、编写及出版工作甚久，主编出版之印刷史书逾十种,又于1990年6月5日与张耀昆先生合作编着出版了《中国印刷之最》，列入“印刷天地丛书”之一，选入堪称印刷之最的发明创造或更新创举事例五十九则，从印刷角度加以概括，内容精要、文字简练、篇幅短小，无论对一般国民或印刷专业人士，均易于使初涉印刷史者发生浓厚兴趣，进而引发宏扬中华文化的责任感与爱国心。

由于中国的印刷术曾领先世界各国长达千年之久,堪称世界之最或中国之最者,必不止于五十九则,张先生乃“本于大印刷史观，从印刷角度出发，重新补充”，内容增加几近一倍，共约二十万言，附图二百余幅。台北“设计家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士朝先生闻之,洽妥在台精编精印出版,以便嘉惠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落实合作交流，共同为发展印刷工业、宏扬中华文化而努力，意义十分重大。相信此书出版之后，必人手一册，洛阳纸贵。

兴才何其有幸，得以优先拜读原稿，并对张树栋先生和王士朝先生的远见十分钦佩，故乐于略述感想如上，以为之序。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