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启康
毕升于公元十一世纪中叶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先传入高丽、日本，又辗转经中亚远传欧洲。这一印刷术的重大革新，素为中外学者所肯定。而有的西方学者，虽然认为中国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是“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但却又觉得“远东各国文字，颇不宜于活字印刷，而首先使用活字印刷者，乃远东各国，亦奇谈也。” 对于使用不适宜用活字排印的方块字的中国，反而比使用便于活字排印的拉丁字母的西方国家先采用活字印刷，感到不可理解。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考察这个使用方块字的民族深厚的文化根基入手。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年左右，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即已在当时制作的陶器上出现了类似文字符号的刻划陶文，直到金文和甲骨文的问世，已大体形成了比较规范的文字。特别是青铜器铭文的铸造，更是直接孕育着活字的产生。
我们在研读青铜器铭文时，曾多次发现在一些铭辞中存在文字跳行，字、词颠倒、错位等不合规范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似乎与铸器当时已知使用活字有关。现分类举例介绍，供大家研究。
第一类 铭文跳行
例：小臣逋鼎
此器藏于北京清华大学，属西周成王时期，铸铭文3行17字：
“小臣逋、即事于西
休中易逋，鼎。
扬中皇，作宝”
此器末句应为“作宝鼎”，其第二行末尾之“鼎”字，本应在第三行之末，却跳到了第二行“逋”字之下。
上器， 因铸字跳行，而形成句读错乱的现象。
第二类 文字颠倒
例：叨孳君毁
此器系武汉市文物管理部门于湖北省废旧物资（金属）仓库拣选所得。器形为侈口、圆腹，圈足较高、双耳有珥，口沿下饰对称兽面纹及凸弦纹二周，按纹饰和铭文风格，时代为西周早、中期之际，底内壁铸铭2行13字：
“叨孳君休于王，
自作器，孙子永宝。”
铭文笫三字“君”字横置。
笫三类 语词错位且文字颠倒
例：起右盘
此器1979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安居镇桃花坡一春秋早期墓葬中，铜盘口径36.5cm，浅腹、圈足、平底，有流及鋬。腹外壁饰窃曲纹，圈足外饰垂鳞纹一周，圈足下附加四个伏兽状足。盘内底部铸铭4行26字：
“唯起右自作用
其吉金宝盘乃
用万年子子孙孙永
宝用享 口用之 ”
这段铭辞因语词错位，致使有的句子不能通读，按当时通常采用的文例，此铭应作“唯起右，用其吉金，自作宝盘，迢（乃）用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其末句也可作“永宝用之”）。但在这件铜器上，却把本应排在“用其吉金”之后的“自作”二字，置于“用其吉金”之前，并在末尾还加上了“口用之”等文义明显重复的字样,不仅如此,而且还有几个单字如第三行之“子子孙孙”,第四行末尾的“之”字，呈颠倒状。
上述种种现象，似乎是在向我们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铸造中已知使用活字制作铭文模版。
当然，这其中有些现象还不一定能够确认是使用活字的成品。比如，第一类现象的例中，虽然可能是用的活字，但似乎也有可能是铸造这两件器物的匠师，在整板刻制铭文模版之初，对铭文的行列缺乏周密安排，可是当刻完最后一行时，才发现多出一字。如果将最后一字另作一行，在版面上就显得很不均衡，于是就顺手把剩下的这个字补刻在前面一行下方所留下的空白处。这样，从总体效果上看，版面就比较均衡了。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将错就错”而采用的这种比较自由、随意的章法。类似这种情况，还不能简单的认定是采用活字所为。
第二类，文字横卧、颠倒的现象，是否可以解释为铭文模版仍为整版雕刻，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对个别字采取了有意颠倒的手法呢？如例中铭文将“君”字横置，有无可能是因为在铸造此器时，“叨孳君”的封号已被废黜，为了表示区别，故将“君”字横刻，犹如现今通常在一些已经离职的官员姓名之前加上“原部长”、“原厅长”之类的头衔呢？但从铭辞的含义来看，这位南方大国的国君——“叨孳君”铸造铜器的原因是“休于王”，即受到了周王的赞美和嘉奖，因而“自作器”以为纪念的。因此，所谓由于封号被罢黜而有意将“君”字横刻的推测，就不能成立。
在第三类“起右盘”的铭文中，这种差误就暴露得更为明显了。该器铭辞计26字，如将其中“子子、孙孙”两个重文各按一字计算,仅有24字,在这样一个较短的篇幅中,就出现了三种错误——一个语词前后错位，三个单字排列颠倒，还莫明其妙的渗入了三个多余的字。这种现象很显然是在使用活字拼排铬文模版时发生的错误，由于监制者把关不严，致使这段铭文铸成大错。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我国至少在西周早、中期之际（约当公元前900多年以前）的青铜器铭文铸造中就已知使用活字制作模版，到春秋早期，用活字拼排铭文模版，就可能更为流行了。中国使用活字，可以说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由此看来，一个在公元前900多年以前就已知使用活字铸印铭文的民族，到公元1045年前后用活字版来印刷书籍。就不足为奇了。
（原载《广东印刷》2000年第1期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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