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树栋

印刷是工艺技术，属科学技术范畴；印刷史是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的印刷事业史，属科技史范畴。这是“大印刷史观”的基本理念。目前，这一理念在印刷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近20年来,在这一基本理念指导下，印刷史研究可谓高潮迭起,成就辉煌：

首先，也是最大的成就，是在大印刷史观指导下，印刷史研究逐渐摆脱书史羁绊，由文化史层面跨进到科技史层面，实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变革；

其二，大印刷史观基于大印刷观，在大印刷观指导下，中国印刷工业得以按系统工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步入了健康、快速发展之路；

其三，在大印刷史观指导下，印刷史研究和著述，打破了长期滞留于古代史的局面，成功地编纂了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

其四，在大印刷史观指导下，人们开始重视印刷术起源问题的研究，并在捍卫印刷术发明权的论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五，在李兴才、庞多益、郑如斯等权威专家参与、帮助下，笔者成功地编纂了被学术界誉作大创意、大气魄、大手笔、大突破、大工程、大著作、大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今中外第一部《中华印刷通史》，全面、系统地勾画出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图30 李兴才教授为修订“通史”亲抵北京，在舍下与张树栋及夫人高俊英合影留念

其六，近20年来，随着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和来自外人争我印刷发明权的激励，各大报刊发表印刷史文章数以百计，且有数十种印刷史专著面世，加上连续数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和中国印刷史研究会的成立（图31），印刷史研究高潮迭起、盛况空前，且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面世。

图31 中国印刷史研究会成立会议部分代表合影。

前排自左至右为万启盈、武文祥、李兴才、潘吉星、史金波

基于上述，笔者于完成《中华印刷通史》繁体本的修订后，萌生了将近20年来有关大印刷、大印刷史观的文章汇集成册，为有志于印刷史研究的同仁提供参考和借鉴的意愿。这一意愿首获李兴才教授的赞同，并征得全体董事同意（图32），由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资助在台北予以出版。笔者遂得以在众多同仁和亲友帮助下，按计划运作、实施。

图32 支持编著出版《中华印刷通史》的兴才文教基金会全体董事合影。

前排中为李兴才，后左一为文大校长李天任。

在前不久刚刚出版的《中华印刷通史》繁体修订本的“后记”中笔者有言：“如今笔者已在古稀之年，加之身体欠佳，故拟于修订本书之后封笔，不再著书立说了”。几位朋友当面或来信、来电说：“你的笔可停而不可封”，“你搞印刷史数十年、理应为印刷史研究再做些事情，……”友人的情谊要领，可志却难移。好在这本“文选”是“编”而不是“着”，与着相比，编不费什么笔墨，算不上是著书立说。此言就算是笔者尚未食言的自圆其说吧。

忆起笔者自1954年底步入印刷这个大门，迄今已半个世纪有余。其间先当工人，后搞教学，最后落脚于印刷专业编辑和印刷史的研究与著述。一生胸无大志，庸碌无为 。有的只是于事业之执着，于耕耘之勤奋。付出至巨而收获甚微。如果说这其中还有些许成就的话，那恐非耗我半生心血的20余种图书（包括合着、参着，不含编辑图书）和两岸三地发表的百数十篇文章莫属了。其中尤以《中华印刷通史》为着。对这些许成就，笔者绝无贪功之意。因为那都是众多领导、前辈和亲朋好友关怀、支持的成果。这其中，既有前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前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李守仁、前国家计委副主任范慕韩、新闻出版总署顾问王益、前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王仿子、中国印协理事长武文祥和中国印刷研究所所长沈海祥等高级领导，又有美籍华人钱存训博士、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资深教授李兴才、前上海出版局副局长万启盈、著名印刷史家张秀民等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还有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郑如斯和博士导师萧东发、中国科学院著名科技史家潘吉星、社会科学院民族史家史金波、中国印刷博物馆副馆长资深教授魏志刚、印刷出版社总编辑庞多益、中国历史博物馆辽史专家毕素娟、北京印钞厂厂长印钞专家马贵斌、网印协会理事长网印专家宋育哲、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邹毓俊、宁夏考古研究所著名考古学家牛达生、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博士方晓阳、中国邮票印制专家包雄初和中国金融时报主任编辑张耀昆等著名学者。此外,长达数十年的勤奋耕耘，不可能不累及我的妻子和儿女,不少亲属也予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就拿这本“文选”来说吧，除李兴才教授承担审订、武文祥会长撰写序言外，书名题字是我的妹夫、精于书法的农民企业家孔繁亮，封面设计是本家侄男、八一电影制片厂高级美术师张耀儒，版面设计是侄孙、外语大学出版社印刷厂主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张培华，录入排版是我的侄孙媳杨利华，就连体弱多病的老伴高俊英也帮我校对了两个校次（图33），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培华和利华（“通史”的繁体初版、修订版、压缩版和简体本的录入排版以及本书的排印装，都是他二人运作的）。由此不难看出，在印刷史研究、著述征途中，我每前进一步，都有众多领导、前辈和亲朋好友的扶持和帮助。在这里，向他（她）们、向所有曾经支持、帮助过我的同仁，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图33 参加本书排印的亲属与编校者合照。

图中自左至右依次为张培华、高俊英、张树栋、张耀儒、刘秀兰、杨利华

需要顺便说明的是：在尔后的岁月里，还会有我的著作面世。但这都是遗留问题,并非新作 。譬如西安未来出版社正在排印的《文房四宝与印刷术》，几年前韩国相邀 、由国家图书馆金菊贤女士译成韩文的《中国印刷之最》，迄今尚未安排出版的《中华印刷之最》（《中国印刷之最》的增补修订版）和《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等，都有出版面世的可能。此外，笔者还想把亲身经历而易于引发后人猜测的诸如中国印刷研究所东院内的毕升雕像为什么是左撇子、《中国印刷史料选集》之四和张秀民着《中国活字印刷史》为何转社出版、《中国近代印刷史》为何更名为《中国印刷近代史》而又以“初稿”出版、对学术界评价极高而又倍加赞誉的《中华印刷通史》业内何以反应冷淡(不含台湾和香港，因台湾和香港反应热烈、赞誉有加)、……等一些典型事例，于寂寞无聊之时，或许施以小墨见诸报刊，供广大读者品味。

决定封笔之时，急流通退之际，言谈话语似有总结、收尾的味道，且与本书“后记”本应有的内涵不符。敬请读者鉴谅。

2006年6月9日于北京普惠居  张树栋